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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道访谈

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:我们为什么坚持8年做《关学文库》(转自百道网)

作者:采/陈贤;执笔/瞿磊 时间:20151215

【百道编按】《关学文库》历经八年,终于付梓,对于西北大学出版社这样一家地方高校出版社来说,运作这样投资大、耗时长、经济效益不太乐观的项目,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。


百道网:首先对《关学文库》发布会和研讨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。《关学文库》的编辑出版工作应该说历经艰辛曲折,终于付梓,作为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,同时还是《关学文库》编委会执行副主任,您一定感触很多,期间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?

马来:八年确实不容易,也多有感慨,但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感觉非常充实。当初我们在2007年组织社科专家进行选题论证,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是功在千秋的工程,意义非常重大。当时我们请张岂之先生做学术顾问,张先生说,宋以后还有没有关学,需要研究,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,也是这套书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。张先生当年是侯外庐的学术助手,他和侯先生一起编《中国思想通史》,其中讲到张载的关学,当时的观点认为宋以后张载关学就衰熄了,实际上这是就狭义的关学概念而言的。张先生后来做了编委会主任,写了总序,在总序中他也提到了这个观点。

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,学术史的考察不像我们一般的就事论事结论下得这么简单,它更复杂一些,张先生在文库总序里讲,关学在北宋是一个开始,绵延很长,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,不同的时代要融入不同的时代潮流,它就发生了学术转型和变化。宋代张载立派时的那个学术观念,已经内化到以后时代的学术体系里边去了。程朱理学,很多概念也是从张载那里来的,像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,“变化气质”的伦理教化思想等,都不同程度地内化到不同时代的学术体系里去了。

把这个项目推动起来也真是不容易,前三年是文献藏存调研、学术摸底,还有诸多的走访调查,掌握编辑出版的可行性,进而搞出策划的整体方案。前三年的工作是在出版社主导下进行的。后五年开始项目实施。我们请来的专家学者有他们面临的问题,工作问题、学术评价问题、生活待遇问题等等。我们需要学术创新,但是专家学者的创新是有条件的,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还没有把我们这样的国家项目纳入进去,所以项目推动起来需要做很多工作。在某种程度上,工作还是出版社主导着,我们要推着作者向前走,把他手头其他的事情放下来,同时尽我们所能为作者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,集中精力,把学术创新搞出名堂来,这确实不容易。现在我们把关学八百年的历史脉络以历史文献的形式呈现出来,对关学主要学人的学术思想以评传的形式阐释,把关学的精神、思想的历程、学术编年展示解读,圆满完成了这项学术出版工程。组织、推动、运行、协调,这些工作都是很费精力的。

百道网:这套文库从创意立项到编辑出版,历时8年,您一定很清楚这样的项目投资大,耗时长,投入的编辑力量会很庞大,但不一定有钱赚,作为一家地方高校出版社,你们坚持这一项目的动力是什么?

马来:张岂之先生是我们出版社首任社长,他是学术大家,对这个出版社很有感情,总在心里惦记着。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,走了一些弯路。后来学校出台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改革的办法。我应聘到出版社以后,按照学校授权对出版社进行改革,学校明确了社长负责制,我也是从社会招聘来的。当时这在全国还是比较少见的,因为出版社都是意识形态的单位,面向社会招聘还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,但是当时出版社确实比较困难了,学校果断面向社会招聘。我来了之后,经过几年改革,出版社的情况有些改善,经济状况好转了,就可以去考虑做一些更有文化建设意义的事情。

当然我们是清楚的,搞这个项目想要赚钱肯定比较难。当时我们请专家学者进行调研论证,赵馥洁等专家一致认为关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,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著名的汉学家丁韪良、李约瑟对其有很高的评价;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,关学也是唐以后政治中心转移、陕西地域最具影响的学术流派,从文化传承上讲,它对这个地域人文素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当时不说文化自信,但当认识到这种程度后,你就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的分量和意义,你站在往圣先贤曾经活跃的这片土地上,他们在此“耕耘”,这里养育着你,不由得有一种冲动,为往圣先贤文化传承,做存亡继绝之事会使你浑身充满力量,你会激动的,它和你日常平铺直叙那些工作完全不同,这可能叫文化的感觉。

作为地方高校出版社,我们认为做这个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,后来又被列入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规划。当初我们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时候,申请的是1300万字的规模,国家给批了158万元,在我们开展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新的数据文献,就增加了1000万字,这个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料。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很重要,也很有必要,文库就是要体现它的全面性、系统性。后来陕西出版局又给了我们140万元资助,出版局非常重视项目的开展。

项目实施整整五年时间,我们出版社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(省文史研究馆)紧密合作,为了保证《关学文库》编辑工作的顺利展开,我们单独设立了《关学文库》编辑部,除了社里的六个编辑,还从社会上请了一些退休老专家参与工作。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赵正永对这项文化工程非常重视,后来他转任省委书记,仍然关心项目进展,先后作出四次批示,要求发挥参事馆员作用,发挥西北大学优势,保证文库质量。现在,《关学文库》不仅出版发行了,省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,包括资金上给予了一些保障;我们社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获取了不少的经验,也培养了我们的编辑,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价值也有一个实现,很满足!

百道网:《关学文库》的定价并不高,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?对于《关学文库》的未来市场,您有什么样的预期?

马来: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,这对我们非常重要,最起码能保证项目的启动。国家出版基金也有一些要求,在定价上不能过高,要体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。

从另一方面来说,读者对书的定价是非常敏感的,这么多年来,我们的书价虽在变化,但物价的变化远远超过书价的变化。经济效益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书的发行量也是社会效益的体现,没有发行量,哪有社会效益?所以我们要在定价和发行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它的价值。

这个项目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重视,第一批我们印了2000套,政府就订了500套。为中华文化根脉传承做贡献,对地方文化建设,对思想史哲学史学术研究进一步开展都有重要意义。政府订购了500套书,除了分发给参事馆员,还要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赠送,这对地方文化也是一个宣传。

这套书的馆配情况很好,在前不久的青岛馆配会上订了近9万码洋。目前首印的2000套已经卖出去不少了。

百道网:除了《关学文库》之外,还有哪些正在运作的重大项目?进展如何?

马来: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《史记研究集成》。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”,《史记》研究代不乏人。在《史记》的研究上,过去讲的是有两个里程碑,一个是《史记》传播至唐代,那个时代有刘宋与唐的三家注,有三个版本从不同角度去注解《史记》,那算是《史记》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,是古代《史记》研究的里程碑。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日本学者搞了一个《史记会注考证》,日本学者的《史记》研究一直在持续着,这是《史记》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我们才开始系统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,包括《史记》研究。到了九十年代初,陕西有一批学人,这些学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陕西师范大学,这批学人有感于日本学者“史记在中国,史记研究在日本”的言说,力图在《史记》研究上搞出点名堂,提出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,汉唐的中国文明的辉煌在这个地方,我们能不能搞《史记》研究的新的里程碑?从古今海内外《史记》研究浩瀚的卷帙里,会通鉴别,辑补整理,汇注汇校汇考,所以从九十年代起他们就开始搞,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了,不容易,把《史记》所有的研究成果集成出来。当年的这个队伍里面的专家中年的到了老年,现在有80多岁、90多岁的好几个,还有几个人已经去世了。

要搞一个里程碑很难,从2012年我们出版社就开始接手,第一批成果是《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》,700万字,到现在还在改着呢。这个稿子我们应该在明年就可以出来,现在到了后期。实际研究集成全部要完成,可能得要三四千万字。

这个项目完成了,应该是作为《史记》研究的新的里程碑,《史记》研究的所有的东西,古今中外把它都集成起来,十二本纪的集成我们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,已经立项了,这个项目正在实施。十二本纪完成以后,我们准备申报第二批立项,这也是我们“十三五”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另外,我们还在搞《全唐文》的笺校整理,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。《全唐文》是清人对唐代文人的文章的汇集,是清人搞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,但里边有很多问题,张冠李戴的、舛讹错漏的、编年系年错误等问题很多。我们还在做一些其他的人文社科项目,通过“十三五”,我们出版社社科人文的历史文化这个特色基本上就明晰了。

(本文编辑  瞿磊  来源:百道网  点击原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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